反邪斗士陈星桥：亟需清算“学诚事件”负面影响

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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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桥大居士是国内最早期批判“发楞功”的反邪教著名人士。早在1996年，他就发现“发楞功”的严重问题，开始写文章向上层领导反应，并引起了重视。

详细内容，可见中国反邪教网

http://www.chinafxj.cn/n47/n62/n64/c122764/content.html

陈居士作为中国反邪教协会理事，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有份量。

直接指出学诚问题的性质符合“邪教”定义。

感谢陈居士为受害者发声，为广大希望解决此事的学佛大众发声。

陈星桥 （右）

作者：陈星桥

中国佛教协会原常务理事

中国反邪教协会常务理事

《法音》杂志原副主编 

关于亟需清算“学诚事件”负面影响的几点看法

一、“学诚事件”已被政府公告基本属实，则意味着学诚触犯了佛教根本大戒，应开除其僧籍，以显佛律严肃，以儆效尤，中国佛教协会强调的“以戒为师”，加强道风建设，以及相应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才不会形同虚设，否则会让学诚得以“合法”继续控制、影响其数以百万计的弟子、信徒；

学诚事实上也触犯了国法，则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领袖亦不能例外，以彰显正义，清除腐败，否则对社会各界乃至海内外人士缺乏交待。关键是要尽快公布真实、全面的调查结果，严肃处理，以消除坊间种种的谣言、猜疑，让那些受到思想蒙蔽的弟子和信徒及早觉悟。几十年来，学诚的海内外学生、弟子、信徒数以千万计，是一股巨大的能量存在，对“学诚事件”的任何隐瞒、掩盖，只会增加阴谋论的生存空间，增加日后处理的难度。

二、“学诚事件”已经暴发三年多了，但因各种原因，佛教界对这一事件的原委、性质、危害、应当汲取什么教训等，或模糊不清，或认识混乱，或投鼠忌器，或讳疾忌医。从有关方面对“学诚事件”的处置来看，似乎简单地将其归咎于学诚个人的道德操守原因，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佛教界找到真正痼疾、充分汲取教训，更不利于政府主管部门有的放矢地改进和完善对宗教的管理。

三、“学诚事件”之所以产生，与学诚上世纪九十年代引进台湾日常法师讲解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及福智僧团的管理体制关系密切，表现为学修和管理体系的极端封闭性：以尊师、依师为名，大搞个人崇拜，门下僧尼及信众主要学习《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学诚的著述，要求观功念恩，不能观师过，甚至强调“视师如佛””离师无法“，导致他们不由自主地“依人不依法”；

管理上严控手机、电脑的运用、不能私自与外界联系，信息闭塞，收缴身份证、个人不发单资、不许收受供养、供养一律充公等，僧团严格分层级管理，相互监督，形成寺院和学诚个人对僧尼在精神上、物质上乃至人格上具有绝对的控制权、控制力。近年教界也有一些人对此有所反思，但多指向对藏传佛教的批判，且过于极端。如何在不损害汉藏团结的基础上纠偏除弊，值得政教学三界深入探讨。

  四、“学诚事件”对学诚门下的寺院、弟子、信众及其相关当事人的家属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他们是很难自行走出来的，而这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佛教的健康发展。更严峻的是，“学诚事件”对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界也造成重大、持久的负面影响，佛教界迫切需要深刻反思，找出痼疾，汲取教训，拿出改进方案，重新出发！

 

 五、不久前，贤二著《凤凰岭惊梦》在网上流传，书中揭示出的问题怵目惊心，比如学诚精心建立了宏大的龙泉系组织，大搞个人崇拜，歪曲利用汉藏佛教教义、教规，大肆聚敛钱财，对弟子、信徒实施精神控制，违法大兴土木，并利用信徒的虔诚对抗政府的依法管理，实施了骇人听闻的性侵尼众事件，严重损害了尼众的人格尊严，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如同团体作案，完全符合我国最高法院、最高检查院关于“邪教“的定义，它属于体制内滋生出来的一种邪教现象，如不严肃处理或处理不好，将成为国家和佛教一个不次于fa轮功的巨大的负资产。

因此，中国佛教协会应当呈报政府主管部门，对“学诚事件”作出明确定性和严肃处理，果断切割，并形成相应决议。否则，政府宗教主管部门的公信力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国佛教协会强调的“以戒为师”、加强道风建设，及各种规章制度会形同虚设，中国佛教协会等各级佛教团体和中国佛教的教职人员与学诚不能完全切割，可能始终会处于社会公众质疑的目光下，长期处于“学诚事件”的阴影之中！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中国佛教协会原常务理事、中国反邪教协会常务理事

《法音》杂志原副主编  陈星桥

 

2021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