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前会长曾召集一些人开了11天会，结果开完会什么事都没发生。

清风

复旦大学教授王雷泉最近在一篇讲演中提到一件事，
原话：
我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建议赵朴初居士要统筹编撰佛教教材。赵朴老很重视这件事，1992年1月在上海龙华寺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这个会开了11天，我算是领教了中国佛教协会的办事风格——开会就是一切，会开完以后也就没啥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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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

讲演全文


王雷泉2024年12月14日

大和尚、各位同仁、各位法师善知识：今天到这里来开会，很感慨！早在四十年前闽南佛学院还在筹办的时候，1985年3月我带了6个复旦大学哲学系本科生来做社会调查，这是我毕业留校后第一次教学实践活动。能够促成这个因缘，可以回顾到1984年的年底。当时我刚刚研究生毕业，学校让我担任培养全国宗教干部的专修科班主任。我想，既然要培养管理宗教事务的干部，应当了解宗教的现状，所以利用寒假参访了中国佛学院、金陵神学院，还有中国佛学院的栖霞山分院和灵岩山分院，在北京法源寺挂单了十天。可以说，整个中国佛教和大学的佛教研究，几乎都是从一片荒凉的废墟中起步的。所以，学术界和宗教界存在一种唇亡齿寒、抱团取暖的悲凉之情，这是西方学术界很难理解的。有外籍学者问：“大陆学术界为什么不恪守学术中立、持客观的学术态度？”我说：“你有所不知。我们学界和教界都处在恢复重建中，需要大家互相支持。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有了基本的学术资源积累，大学的研究者当然会回归学术本身。”今天，想到跟闽南佛学院有关的四句话，供养给诸位。第一句是梦参长老说的“不妨也可批判一下佛教”。1984年年底，上海李正有居士听说我去调研佛教教育，非常兴奋，希望我到北京中国佛学院、厦门闽南佛学院去调研的时候，能帮他带点书过去。这是上海居士们自己翻印台湾的佛教书籍。其中有一本是圣严法师的《正信的佛教》，还有一些如《慈云桥》《五福临门》等初机读物。当时我带到北京的有三百本，大概有150斤重。这些东西要怎么带过去呢？我说：“挑啊！”上海是没有扁担的，李居士找了半天，在家里找出半根拖地板的拖把柄，一米来长。我就把这三百本书挑到家里，中间换乘了两部公交车。这半根拖把柄因缘，也感动了当时在场的方兴老师。他是闽南佛学院最早主持教务的，早年与郭朋等人都是出家和尚，曾跟随印顺法师学习。他们还俗以后，参加了革命。方兴老师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早期研究人员，同时也在帮妙湛长老恢复闽南佛学院。他在我走后写信给妙老，妙老说全盘支持我们复旦师生到南普陀寺来做调研。所以，妙老是把我们当自家人来看待的。1985年我第一次来闽南佛学院，梦参法师陪着我前前后后帮找各种资料，给我们后续调研的泉州、莆田、福州等地道场打电话联系，写亲笔介绍信，非常令人感动。临别的时候，梦老突然之间给我讲了一句充满禅机的话，他说：“今后，你在上课、发表文章时，不妨也可批判一下佛教。”我问：“为什么？”他不响，只是用禅师那种莫测高深的眼神看着我。1993年，记得法鼓山的《人生杂志》向我约稿，我就写了《不妨也可批判一下佛教——一句没有参透的公案》。时过二十多年以后，大概在2008年我邀请梦老到复旦大学作演讲，托人把这篇文章带给他，他还非常清晰地记起我们当时相处的情景。“不妨也可以批判一下佛教”这句话，我留在最后再作分享。第二句话，是赵初朴先生讲的“这里是选佛场”。复旦哲学系帮国家宗教局和上海宗教局办了三届培养全国宗教干部的专修科之后，紧接着举办了一个空前但不绝后的一个班——培养出家僧尼的复旦大学佛学研究班。1989年之后，复旦大学每届新生招进来以后，直接拉到军校去军训一年。校园突然间空出了四分之一的校舍，我们趁这个机会，受上海市佛教协会委托，举办这个培养出家僧尼的佛学研究班，以两年半为期。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既有复旦自己的学生，也有宗教干部，又有出家僧尼。在面向政、教、学三界的教学活动当中，我感到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教科书和参考资料。当时印顺法师的《妙云集》等这些海外流进来的书，我曾推荐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可惜就是钱谈不拢。我们的出版社缺少出版家的眼光，我很遗憾地对他们说，充其量也就是做打印社的业务。当时，还有一套韩清净的《瑜伽师地论披寻记》，香港有人拿了8万港币要在上海印，我向郑颂英居士建议尽量到正规出版社出版，否则的话，锦衣夜行啊！可是，也就是因为还缺少几万块出版资助，结果只能是内部流通。所以，我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建议赵朴初居士要统筹编撰佛教教材。赵朴老很重视这件事，1992年1月在上海龙华寺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这个会开了11天，我算是领教了中国佛教协会的办事风格——开会就是一切，会开完以后也就没啥事了。在这次会上，赵朴初讲了著名的三个“第一”。他说：“称职、合格的佛教人才奇缺同佛教事业的建设与开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在具足外缘的情况下所要解决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因此，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这三个“第一”，说得是很严重的。其实，哪里有具足内因外缘？隔了十年以后，我在一篇《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的文章脚注里说：“赵朴初当初所说的‘具足外缘’，在今天看来还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幻想。”我当时给赵朴初写信的本意是：利用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办佛教教育。这种方式看来因缘不具足，那是不是还可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公办和民办共举。公办，就是中国佛教协会体制下的；民办，就是像闽南佛学院这一类院校。这也就是类似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并举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2001年9月，中国佛教协会在苏州西园寺举行的“中越佛教教育学术研讨会”，我宣读那篇文章《关于中国佛教教育的瓶颈和前瞻》后，湛如法师说：“王老师，有你这篇文章，我们这次会议就差不多了。”这篇文章大概是我对整个中国佛教教育的一个思路，“寄希望于社会”，引入社会的力量，发挥各地、各自的积极性。1990年代，统战系统曾热衷于办佛教大学。当时赵朴初先生也曾经派人来咨询办中国佛教大学的思路。我当时讲：中国佛教界有钱，不要政府出一分钱，完全由中国佛教界自己出力、出资来办学。并建议可以先办管理、传媒、艺术等几个学院。后来，佛光山丛林学院负责教务的觉冠法师来复旦读博士，她本来是要研究天台教理的，我希望她能充分利用海外的资料和办学经验，为中国佛教界做点事情。大家都寄希望在世纪之交在大陆能够办一个佛教大学，实现“零”的突破。所以，我给她的博士论文课题就是做佛教大学的。我说：“希望你毕业的时候，这篇博士论文可以放在国家宗教局局长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案头，供他们参考。”二十多年过去了，佛教大学依然还是一个美丽的幻想。其实，真正能代表赵朴初心理的是另外一句话。在我们开会期间，玉佛寺方丈真禅法师邀请与会代表参观玉佛寺禅堂，当时干部和媒体记者乱哄哄地挤在禅堂中，这个样子实在不像话，我席地而坐，他们也马上坐下来了。真禅大和尚很客气地请赵朴初居士给大家作开示。你知道朴老怎么讲？他说：“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是选佛场，哪有我赵朴初说话的地方！”我对他很尊重，也在这句话里面。前面三个“第一”，都沦为空话，这个才是他的真心话。于是真禅法师就请本焕长老、妙湛长老作开示。我觉得朴老还是懂得分寸的，知道什么是佛教最重要的核心。第三句话，就是圣严法师讲的“我们统一在中国佛教”。在1980年代宗教刚刚恢复的时候，我们把港台以及海外佛教对大陆佛教的支持，看成是第三次文化反哺。第一次文化反哺，是在五代周世宗灭佛以后，整个中国佛教资料都毁掉了，靠高丽的佛教典籍反哺吴越国，推动了宋代佛教的复兴。第二次就是清末民初时，杨文会居士所推动的，从日本将大批失佚资料影印回国内，推动了近代佛教的研究。第三次文化反哺，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港台和海外佛教——如果没有他们带来大批资料，没有他们系统的研究方法、教育体制的引进，我们不可能有今天佛学院的基础。我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在台湾开会，当时两岸关系很紧张。大家都开玩笑说：“你们回不去了。”这个时候，圣严法师讲了一句话，语惊四座。他说：“我们早就统一了，我们统一在中国佛教。”圣严法师圆寂的时候，我写的纪念文章，就写了他的两句话。一句是他当小和尚时候说的：“佛教这么好，为什么知道的人这么少？误解的人这么多？”所以，他一辈子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所有的事业都要解决这两个灵魂之问——佛教这么好，为什么知道的人这么少？误解的人这么多？第二句话，是他的“我们统一在中国佛教”。我当时就想起，在南北朝后期最早推动统一的是文化，而文化里面最领先的是佛教，天台宗的产生，整合了南北的佛教文化。现实情况也是如此，用文化，用佛法，为统一中国作出贡献。2006年，我去台湾玄奘大学参加“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会议请我代表大陆学者致辞，我就讲到：玄奘大学以玄奘法师命名的理由，校史馆写了六条，我再补充一条。玄奘法师之前，中国佛教界有浓厚的边地意识，佛教认为“中国难生”，指的是佛在印度弘化的区域。玄奘法师取经回国以后，世界佛教中心就转到了中国。这个时候，“华夏中国”跟“佛化中国”就合为一体了，中国人的边地意识消失，有了真正的“中国”意识。我们纪念玄奘大师功绩，这也是重要的一条。我们所追求的“中国”，是一个智慧的中国、和谐的中国、强盛的中国。我在台湾宣讲一个中国理念，这个没错嘛！我们现在讲中国化，也要从这个方面去努力，要强调的是智慧、慈悲、和谐。我特别感念圣严法师。圣严法师的功绩，还不仅于此。当时我们也帮台湾大学恒清法师一起做数据库，提供大陆的佛教资料，并把台湾许多学报资料转成电子版，使我们可以先睹为快。真正把法鼓山中华佛研所的资料全部上网的，这个大手笔出自圣严法师。所以，我对台湾某个佛教山头的法师说：如果你们的学报、词典不上网，我们很难参考引用。学术是天下之公器，网上方便学者找到资料。所以，我觉得圣严法师那种眼光、那种气度，到现在我们都很怀念！这些事情，泽被了我们现在的大陆年轻人。大陆佛教有今天，其实就是靠这些前辈们，例如圣严法师、恒情法师等在网络资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我们很感念他们的文化反哺。我们要看到差距，要看到大陆佛教与台湾和海外佛教，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当然，我们自己，也有值得别人羡慕的地方。第四句话，我就想讲首愚法师说过的“我真羡慕大陆的出家人”。台湾十方禅林的首愚法师，经常会到南普陀寺来闭关。记得有一次，我陪着首愚法师从上海到北京去中国佛教协会。当时中国房山石经因经费困难处于停滞状态。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南怀瑾先生后，他就派首愚法师来，说：“我们要帮忙，就帮雪中送炭的事情，锦上添花的事情让别人去做。”这就属于雪中送炭，帮房山石经继续印下去。首愚法师当时就和我讲：“我真羡慕大陆的出家人，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修行。”因为他在台湾忙于弘法，忙得不得了，整个日程表从年初就把年底活动安排全部写满了。我们在大陆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干，那正好打坐嘛！所以，想起首愚法师这句话——我们也有被别人羡慕的地方，也觉得颇为欣慰。正如弘一大师说过的：“咸有咸的味道，淡有淡的味道。”如果我们出书不方便，办大学不方便，办出版社不方便，办这办那不方便，那至少打坐总可以的嘛！回过头来，时隔四十年之后，再想起梦参长老说的“不妨也可批判一下佛教”这句话，就是说：在适当的时候，用我们自己的努力，用我们自己的坚守，对于一些不如法的事情，也不妨可以提出我们的批评。想起这四句话，奉献给大家，供大家思考，我就讲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