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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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在佛教护法群里聊天讨论到汉传佛教早晚功课的问题,分析早晚课形成的年代和原因,对学佛修行的正面负面影响,我也是临时发挥,把长期以来藏在内心的话说出来。
过后回头一想,觉得自己说得有理。这些刻板的制度确实妨碍佛教培养出高端人才。有些人提出不同意见,说虚云和尚都没敢说这些话。是的,虚云和尚没有说过做早晚功课影响闻思修进阶修行。憨山大师还说到参禅时:
“至若藏识中,习气爱根种子,坚固深潜,话头用力不得处,观心不明处,自己下手不得,须礼佛诵经忏悔。又要密持咒心,仗佛密印以消除之,以诸密咒,皆佛之金刚心印,吾人用之,如执金刚杵摧碎一切物,物遇如微尘,从上佛祖心印秘诀,皆不出此,故曰:十方如来持此咒心,得成无上正等正觉,然佛则明言祖师门下,恐落常情,故秘而不宣,非不用也。此须日有定课,久久纯熟,得力甚多,但不可希求神应耳。”
这里的“此须日有定课,久久纯熟,得力甚多”,显然就是肯定做早晚功课的作用。
我批评的是早晚功课流于形式,甚至发展到以此谋生,盛行职业经忏僧以做佛事发财,违背从闻思修的进阶,违背因戒生定,由定发慧的渐进修行进程。
当今的寺院建筑环境,日常生活制度皆围绕着做早晚功课而设。如此强大的围墙堡垒深入影响到住寺僧人思想意识。很多人极难转换过来。
那么,我们回头思考高僧辈出的正法时代是这样的吗?印度出家人的生活自不用说,他们居住环境,生活学修方式都不同当前中国佛教。
就说中国佛教最为兴盛的唐朝时代,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当时只有法堂,没有禅堂。而且法堂才是寺院僧人学佛修行的主体建筑。禅宗公案语录中记载的开堂说法,观机逗教,很多与法堂有关。
法堂的禅师升堂说法,有问有答,促进思辨,类似正法时代僧人相互之间辩论探讨佛法教义,这样的制度有利于培养佛学人才。
后来佛教制度转变了,禅宗开始建立禅堂,禅堂规矩只允许住持班首开示说法,属一言堂。没有互动答问环节,师生之间缺乏锤炼,学修方式不再是从闻思修,不论智愚皆以死参一句话头搪塞了事,这样当住持班首确实是一件容易的事,普通人也难以辨别真假善知识,因为所说的法皆是一样:死参一句话头。
盛唐时以法堂为主的学修转变为以禅堂为主的静坐死参,法堂建筑虽仍存在,不过已成为一种摆设。这是佛教进一步没落的分水岭。
盛唐时期僧人有以专门念诵一部佛经为专修者,如坛经中的法达禅师专门念诵法华经,无尽藏尼常诵涅槃经。那时没有统一做早晚功课一说,早晚功课统一后,僧人的学修门路越来越窄,甚至有些僧人出家多年除了会做早晚功课外,没有看过法华经、涅槃经。误以为出家的学佛修行就是做早晚功课。
早晚功课的统一和经忏佛事的盛行,进一步压缩了出家僧人从闻思修学佛的时间。寺院经济从最初的以农禅自养重心转换到以经忏佛事自养为重心。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货币流通加速,经忏佛事较农耕经济更易轻松获得自养成果。很多禅寺逐渐放弃农禅并重,转移到应酬经忏佛事。随着经忏僧获得的钱财增多,不守清规戒律现象频发。又因为社会地位和经济挂钩,经忏僧在寺院的地位进一步获得巩固和重视,实修禅僧的地位逐渐边沿化。在寺院选贤任人上也往往把有能力实现寺院经济发展作为重要选项。重视实践持戒修定的僧人进一步远离管理层核心。
据我所知,苏北地区就有不少职业经忏僧,有些甚至世代相传,以出家从事经忏赚钱为目的,还俗娶妻生子后又让儿子出家从事职业经忏僧。
研究发现,寺院经忏僧的盛行在唐朝时就存在,如唐朝著名诗僧被后人称为文殊菩萨化身的寒山子在诗说:
语你出家辈,何名为出家。 奢华求养活,继缀族姓家。 美舌甜唇觜,谄曲心钩加。 终日礼道场,持经置功课。 炉烧神佛香,打钟高声和。 六时学客舂,昼夜不得卧。 只为爱钱财,心中不脱洒。 见他高道人,却嫌诽谤骂。 驴屎比麝香,苦哉佛陀耶。 我出家时在1990年初在扬州高旻寺住禅堂,有一天傍晚德林大和尚召集大家在客堂前教唱念。他说,做早晚功课并不是释迦牟尼佛提的要求,是佛教传到中国后祖师根据当时众生的根器制定的方便修行法。言下之意,不必太执着于做早晚功课,参禅才是真正修行戒定慧。切勿误入一人传虚,百人传实。
时至今日,佛教道风不兴,与寺院的日常生活学修制度不无关系。好的制度应该是让坏人变好,学修有进步。而刻板的早晚功课制度现在多流于形式,犹如上学永远停留在一个年级,不提供升级进阶。违背从闻思修,因戒生定,由定发慧的渐修进程。 近年来有些人看到藏传佛教有三士道之说,相比汉传佛教就认为藏传佛教更为高明,更适合度化众生。其实在六祖坛经中就说到: 汝观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具备,一切不染,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义,不在口争。汝须自修,莫问吾也。一切时中,自性自如。 依些理,早晚课诵、经忏佛事等皆属入门级,方便引导众生。阐释教义,讲经说法,是学修的进阶。进一步则是参禅专修……如是理解修行渐次,就很适合汉传佛教的发展。 当年我住山用功,就曾思维当前佛教制度问题。认为寺院本来应该是学佛修行的合适场所,而今日反而成为妨碍进修的地方。比如,僧人修行戒定慧最理想的地方是住阿兰若处,今日很多寺院成为热闹应酬之地。寺院应该提供从闻思修进阶学修环境,今日寺院制度每日仅停留在念诵早晚功课,闻而不思,思而不修。如此制度和环境,怎么能产生高僧大德呢?高僧大德不住寺院,都躲进深山老林,这样的寺院不养育高僧大德,意义何在? 顺便提到我还俗时曾打电话对我师叔说还俗一事的对话(剃度师已圆寂)。师叔问,为什么要还俗?我说,我不喜欢做早晚功课。他说,你到我这里来给你一间房子参禅,不用上殿做早晚课。我说,这样久了不随众肯定招来非议,违犯寺院规矩,非长久之计。 那么住深山老林建茅蓬用功呢?那样就需自食其力,因为有这出家身份也可偶尔有人供养。但也只能住一段时间,非长久之计,涉及老病死等问题。不若还俗打工挣钱,再在社会上租个清静地方用功。 再回头谈到寺院自养问题,今日商业时代不同以往的农业时代,故有人提出与时俱进,把农禅并重转换为商禅并重。按出家戒律,出家不许耕田种地,也不许经商。佛教传到中国唐朝时,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打破了原始出家戒律约束,在当时,他们的作为也广泛受到教内尤其律宗僧人的责难。后来法难时禅寺很少受到波及,又出了不少悟道的僧人,因此禅宗成为佛教的中流砥柱。
佛经说有四种邪命自活分别是下口食,仰口食,方口食,维口食,其中的下口食就是出家人自己耕田种地,不再托钵化缘。佛教传到中国,僧人的生活方式与儒家思想有冲突,提倡农禅并重是不得已而为之。又因为农耕劳作辛苦,开许过午不食,把晚餐称为药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都是被社会逼迫的。 时至今日,政府提倡寺院自养,改革开放后有收门票行为,广受社会诟病,不少寺院已经取消收门票。又提出商禅并重,按戒律出家经商也是违背戒律。 以上开放农禅并重,过午不食是被社会逼迫的,为求生存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商禅并重是被生活所迫吗?按出家的生活要求,可以接受四事供养。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合称“四事供养”,是信众对僧众的供养物。 以当前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我认为绝大多数出家人所需要的四事供养不会缺乏。出家修行所趣本来就是出离世间法,要求少欲知足。把时间精力用在修行上。至于商禅并重不宜过度提倡,否则助长贪欲,反而增长破戒因缘。 最能代表出家人正当谋生方式就是以法布施换取在家人的财布施。以持戒修行,弘法利生的贡献获得在家人的布施供养。就如社会上从事教育培训事业的老师,通过言教和身教获得社会的认可,解决自身生存所需。和尚的原本意义就是亲教师的意思。财法二施,等无差别。 佛教的食存五观也讲明了这个道理,出家人吃饭时观想自身修为德行不足,以惭愧心接受供养,能警策自己更加精进地修行。如果出家人都崇尚自食其力,没有与在家人互动交流,不但不利于弘扬佛法,扩大佛法教义的传播,也不利于警策自己精进修行。脱离众生,独自修行解脱,此非大乘佛法教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