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诚法师与我的前前后后-传真法师

清风

最近关于学诚做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存在着严重的“精神控制与性侵”，甚至是犯罪的问题，95页详尽描述，洋洋洒洒，简直就是一部中国佛教界现代版的《金瓶梅》，传的沸沸扬扬，并且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可能不得不离开他的“宝座”，再打回他的原形继续修来世吧！

我如今写与学诚法师认识的经过，肯定会有人说：“墙倒众人推，破鼓一起擂，”“落井下石”，“事后诸葛亮”，“马后炮”等等，又一定会说“之前你怎么不敢说呀！”记得有一则故事：前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第一次大会就站起来反对斯大林，下面递上条子：“当时你在哪？为什么不敢说？”赫鲁晓夫非常生气：“哪个写的？请站出来！”结果没有人敢站出来。赫鲁晓夫接着说：“我当时就坐在你那个位置，这就是要今天说的原因。”其实我认识学诚法师至少也有二十五个年头了。从这些年，贫僧跟他认识与观察中，一直想写一篇关于本人“忧虑型”的文章。敏群先生、曹重三先生和一些关心我的领导，都劝我千万不能写，这样弄不好贫僧真的连和尚都当不成的。这次他要倒台了，让贫僧有机会深度分析学诚的性格及如今落下恶果的原因。

我和学诚法师相识，是二十五年前，送徒弟持名去福建莆田广化寺（福建佛学院）读书时的第一个暑期，在一个初灯影子的晚上，持名带我拜见了学诚方丈。那时他是中国最年轻的方丈，而且是圆掘老和尚按照丛林十方选贤制，推荐出来的。他住的方丈室，在当时来说，还是很小的，好像就是一间卧室大的丈室。我拜见时，他，正在书桌旁看书，只是站起来寒暄几句，不善言语，之后又在福建的几所大庙方丈升座法会上见过他。

后来我因为拍摄电影《栖霞寺1937》获得圣辉大和尚的高度认可，并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首映式。当时圣辉大和尚非常重视，引导我见贾庆林，又在全国民宗和平会上公开放映了我的电影。

在全国政协礼堂首映式时，由于圣辉大和尚有特殊事情回湖南去了，就把首映式登台讲话一事交给了学诚法师，那时他是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非常认真，当时除了贫僧简短地讲了几句话外，就是学诚法师讲话。讲完下来后，学诚法师到我面前非常激动地说：“在全国政协礼堂，让我们出家人登台讲话，并且台下不少部级干部，这还是我们佛教界的第一次！”由于这次电影的成功放映，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学诚法师当然也对我刮目相看。此后，我和同学王家俊翻译了《佛陀养生术》，带着初稿找到中佛协，希望他以中佛协秘书长的身份为此书写个序，前后找过他两三次，那时他的态度还是比较谦逊的说：“你们把序写好，我签个名吧！”我赶快让同学王家俊抓紧时间写个序，请学诚法师签个名字，目的是想借用他这个名头，书可以多发行一点。在我的印象里，学诚法师是一个学术严谨的佛教学者。没想到踏入佛界、政界的高度时，往往让人为名闻利养而奋斗了。有一次，我受深圳信徒之邀，去青海省清德县参加一尊观音菩萨圣像开光，碰到学诚大和尚，那时汉地佛教界坐在台上的就我们俩位。他说：“这个地方，我们更应该来，说明我们对藏族佛教的关心。”从他的角度来说，一下拔到一个政治的高度。

后来还有一次，在香港做旅游的林向琴居士，喜欢做佛教访问方面的团队，自然跟国宗局的一些上层人物来往较深。她也希望通过我拜见一下学诚大和尚，当我打电话给学诚法师时，他说他在龙泉寺，叫我带林向琴居士去龙泉寺拜见他。我当时傻乎乎的，以为龙泉寺就在北京市内，结果我们打车去，从下午六点开始，北京又堵车，直到晚上十点，才好不容易赶到了龙泉寺，就是为了林向琴拜见他一下。

那时龙泉寺破破烂烂的，只有几间房子，他的徒弟把我们引到他的外面客厅说：“师父还在里面打坐，请等一下，接待你们。”我通过当时的门帘，发现他在里面根本没有打坐，不知道在干什么，也许是一种噱头吧！等了大约二十分钟，才见他出来。林向琴背了个布包，向他顶礼，供养一个大红包，然后合影，接着我们又往回赶……那次是我拜高僧最累的一次。

由于圣辉大和尚的性格比较直爽，虽然中佛协的事业发展很快，中佛协部分平庸被他绳之以法，但孤军奋战，毕竟不是群虎对手，又加之圣辉大和尚讲话，不注意细节，被媒体误导，就此借着机会，逼着圣辉大和尚下野，使“一诚”“传印”长老以不正常，打破佛教章程常规的方式过渡了一段中国佛教史上的“平稳时期”。从空间与时间上，这正是为学诚法师登上中国佛协最高宝座的时机，奠定了充分而必要的基础。于是顺理成章地，让全国佛教界都接受的“学者修行”为一体的高僧大德形象，登上中国最大最高的狮子座，开始了他辉煌的历史过程。

这期间，关于南京大报恩寺移地重建的建议，在南京各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保守派，有改革派，其实当时以改革移地重建的观点，佛教只有贫僧一人带头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争取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当时正巧学诚法师来到南京，我想办法拖延时间，把学诚法师请到翠屏山宾馆休息。然后电话联系江宁区人大主任王国亮，区统战部长丁圣荣，宗教局长程黎明，杨守文主任，陪行的还有莲华法师等。中午莲华法师让我找最好的房间，安排最好的包间，结果王国亮等人吃过照个相就跑了。席间，我拿出建议给学诚法师看，看过之后，我向他阐述这是佛教界影响人类，影响世界的大事，希望他给予支持，我把笔递给他，他看了之后，死活也不愿意签字。

吃住最后都落在贫僧头上，他一个人花了贫僧大几千元，吃过后莲华法师也跑了，贫僧只好送学诚法师到机场，不管怎样人家是中国佛协最高“长官”，待遇还是要讲的，我只好找机场的朋友方金武帮忙找一个稍好一点的休息室，陪他坐一下。当时我带他进入休息室时，由于还有其他人等，学诚法师马上有点不高兴起来。稍坐一会儿，就掏出他的一个小本子来给我看：“这是我的全国政协常委证书，我应该享受部级待遇的。”方金武一看傻了眼，“对不起师父，我事先不知道，你还有这么高的身份。”他说着马上就打电话给贵宾室，我一看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就登机了：“没有必要再折腾了，还要去贵宾室，走贵宾通道的，太麻烦了！马上就登机了。”学诚和方金武听我一讲，都没有再坚持。过一会儿送到安检，目送他过了安检，心想这位大德从此糟了，他已经把自己卷进了名闻利养的官场中，开始追求待遇了。这可能是中国佛教不幸的开始，慢慢地贫僧在为佛教担忧之中，观察着学诚法师一步一步细微的变化。

一位高僧大德，不论你在台上怎样标榜自己，怎么头头是道为自己涂脂抹粉的，装得再像，那都是因为这个“平台”给你的特权和机会，但还是要从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中，看出和分析，到底是不是高僧。粉饰的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近几年，时常和敏群先生、曹重三先生分析，从几点就可以分析出学诚法师对名利的执着追求，而后给佛教造成潜在的危机。

第一，学诚法师在莆田广化寺做方丈，有三十年之久；在省佛教协会做会长有二十年之久；春节前后，福建省佛协换届，他仍然坚守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宝座不放；还有西安法门寺等。这一点，他首先带头制定了佛教章程，自己又带头破坏佛教的章程，章程形同虚设。只是没有想到他不愿放弃福建佛协宝座，还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更方便对女众进行精神控制和性侵，为自己实施犯罪找到一把最好的保护伞。另外一方面也反映福建省的党和政府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管理中的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给学诚法师制造犯罪盖了一层罩布，对其采取视若罔闻或助纣为虐的态度。这一点福建省统战部和福建省宗教局，漠视党的宗教政策和佛教章程，这种政治上的漠视，做法上的纵容，是有严重的问题，不仅严重伤害了佛教，更伤害了党的肌体，值得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如果党的宗教管理，加强依法，依佛教章程进行引导与管理，使学诚法师不能长期占据佛教高位，也不会有今天这个恶果。这次学诚法师的坠落，不仅是对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的一个震动，更是中国佛教的一次历史性的阵痛和伤害！把本来就脆弱的中国佛教，又推向了“三武一宗”的危险边沿。这种政治上漠视与疏忽，往往比腐败对中国发展的伤害还要大！

又有一次，就是去年我和敏群先生一道去北京龙泉寺拜见他，他没有出面，而是让徒弟接见。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请他作为我的电影《三藏塔1942》的佛学总顾问，并题写“不忘国耻，筑梦中华”几个字，并把电影的批文都交给了他，后来松纯长老圆寂时，贫僧在常州又碰到他，当时国宗局蒋坚永副局长当面交待他：“这是一部正能量电影，你应该支持！”他看看蒋局长，默不作声。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王燕文常委，省政协张连珍主席都在。我托中国佛协副秘书长兼国际部主任普正大和尚，找到他，他也不回答。三个月前，我再次到中国佛协专程找他，当时天色已晚，他正接待西安大雁塔正勤大和尚一行，足足让我等了两个小时也不出来，后来我找准机会，趁着有一个人出来，悄悄溜进了他的接待室。才发现他们在里面还有包间，三桌客人，当时还有演觉大和尚在场。我上前就向学诚法师汇报电影之事，可他首先就问我，怎么进来的，我说“菩萨指点我进来的。”我就讲电影，请他支持。他用怀疑的眼光看我：“这电影是经国家同意了吗？”我说：“所有的批文都交给你了，没有批文，我能找你吗？十年前你连批文也不看就登台发表了高见，怎么现在倒怀疑起来了？”人多，我也没有好语气给他，他为了给自己台阶下，请我找个位置坐下吃饭。我说：“我是请你为正能量支持的，不是来吃饭的。”说过我就走了。另外我再说明一下，在之前当普正法师带我去拜见演觉大和尚时，他说“是好事，正能量，一定支持”，并接受了聘书，还为电影写了一幅字“大爱无疆”。

还有就是常州天宁寺廓尘大和尚升座时，早餐时又碰到学诚法师，我拉着普正法师说：“你不是说找学诚大和尚来支持我的电影吗？”正好学诚大和尚过来，我和普正法师都站起来，普正法师说：“传真法师的电影，请您支持！”他头也不回就走了。我开玩笑说：“普正法师，他这时不是看什么爱国爱教的高度，而是看到位置的高度！”想想，我带着本子和敏群先生一道找到当时国宗局蒋坚永副局长时，他非常重视，在贵宾室接待我们，并喊来一同的几位领导，听取我的汇报。他还说：“十年前我就支持你的电影《栖霞寺1937》，马上我要退休，还为你做最后一个功德！”想想蒋坚永和学诚法师的相比，倒觉得学诚法师很像部级干部，真得开始摆味了！不过另外说一下，去年在江苏省佛协换届时，心澄大和尚听贫僧简单汇报后，立刻接收贫僧的聘书。当时省宗教局李国华局长，南京市苏宇红局长，玄武区胡圆圆局长，都非常支持电影《三藏塔1942》的拍摄，中佛协普正法师和清远法师都为电影奉献了书法作品。

记得在香港供奉佛顶舍利，香港凤凰卫视采访学诚法师时，他说话畏首畏尾，时不时掏出纸条。跟另外两位大德比，人家心胸坦荡，说话自如。我观察他，已不是佛教的那种高度了，而是一种官场的自我敬畏，他已经失去了从前的那个学诚法师模样，这不仅是他自己的悲哀，更是中国佛教的悲哀！但当他在那个位子上，谁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在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管理的过程中，往往使一些干部管死了正能量，纵容了邪恶势力！这部分官员也应承担法律的责任和历史的责任。唉，一个佛顶骨舍利供奉问题，一个电影《三藏塔1942》的事情，要是圣辉大和尚还在中佛协，一定还会站在一个佛教的高度，政治的高度和国家的高度，甚至是世界的高度来支持贫僧的，可惜历史不能如果！

如今中国还潜伏着另外一种令人恐惧的现象。他们是同性恋、双性恋，以修行的姿态盘踞在佛教界的高位，残害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僧侣，使他们不是“在沉默中变态”，就是“在放荡中变坏”。这种戒律严禁，法律空白的现象，甚至每天都在中国佛教界上演着！还有就是西藏喇嘛教东传的问题，由于很多年前，达赖在国外叫嚣：“你们共产党不是不让我回国吗？我要让我的信徒去征服你们汉人！”于是大批西藏的什么“活佛”“喇嘛”开始向汉地渗透，他们借用所谓佛教的密法对汉人进行精神控制，用所谓“双修”的法门，对汉地妇女实施性侵，以满足汉人的寂寞和他们的兽性。他们通过汉人听不懂的藏语，更不明白的咒语，以渐行渐近的方式，对汉人进行吞噬教育与精神洗脑，以达到他们洗钱和性侵，甚至是政治渗透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汉人处在一种“知识型”，完全“愚昧型”的状态中。这是我们汉人现代文明的悲哀！如果我们还不重视这些现象，三十年，五十年，可能就不是我们了！

从学诚法师事件的震动到阵痛的过程中，中国的佛教将何去何从？我望着久别重逢的蓝天，终于看到了一片云彩！

2018年8月14日传真法师写于南京玄奘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