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赞法师自述

清风

巨赞法师（1908～1984），江苏江阴县要塞镇贯庄村人。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民国二十年（1931）于杭州灵隐寺出家，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名巨赞。曾主编狮子吼月刊，出版佛学书刊，创办佛教学院等，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职。1984年示寂于北京，世寿七十七。
自述：也许是出生在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关系，我从小就多愁善感。当风雨晦冥的时候，常常一个人跑到离家五、六里路的山里去仰天痛哭。月白风清的晚上，则又一个人兀坐在田塍上横吹短笛。有时在梧桐树下，对月独酌，直至大醉酩酊而后已。有时把生活省下来的一点钱尽数送给小叫花，还替他难过半天。记得大约是十四、五岁的时候，寒假在书房里温书，看见窗外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就自己问:“来来往往为什么?”刚巧一个朋友走进来，我就问他，“街上的人来来往往究竟为什么?”他反问我，“你在这里又为什么?”我当时吓了一大跳，肩头上好像挑起一个很重的担子放不下来，从此就想出家。

十九岁(1927年)那一年暑假，从家里偷跑到常州清凉寺去找应兹法师，想跟他出家。机缘不顺，未能如愿。又跑到杭州灵隐寺去出家。刚巧太虚法师在那里，见面之后，他要我做一篇出家志愿书。我用骈文写了四个志愿，一千多字，(从家里偷跑出来随身所带，除替换衣服和雨伞外，只有《老子》、《庄子》和《昭明文选》三部书)。当中有一个志愿是“改革佛教”。其实那时我所知道的佛教，只是在灵隐寺看过几本安士全书一类的知识而已，以前我从未研究过。所谓“改革佛教”，究竟不知从何说起(原稿已在一二八之役被毁)。可是太虚法师看了很赏识，评语中有“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师导，可臻上达”之语。过了几天，我就跟着太虚法师到厦门闽南佛学院，既未拜师，也没有皈依，糊里糊涂研究了几个月佛学。闽南佛学院大闹风潮，先父又苦苦催归，家未出成，又回上海读了一时期书，秘密参加革命工作。

芝实那时搞革命，除了一点赤热真诚的正义感之外，思想是不明确的，行动也未见得进步。我们虽然掌握了江，阴县两个报馆，和一部分纱厂工人与中小学教员，组织还是稀松的，一切秘密都被土豪劣绅所知道，联名向江苏省党部告发我们。通缉令下，牺牲了一个同志，我逃得快，未遭逮捕，可是损失也很大。其时先父去世未久，悲思未已，再加上这样的刺激，以前的人生问题又涌上心来，所以决定再到杭州去出家。本来有朋友介绍我跟熊十力先生读书，或到山东去跟梁漱溟先生学习，我都辞谢了。偏偏太虚法师又来杭州，承他介绍，依灵隐寺却非和尚正式出家，受具足戒于宝华山，时为一九三一年，年二十三。

当家之后，从法相唯识的研究开始，在一年半当中，把一本十支和所有注疏，都细细看过，又做了很多笔记，自问心头，佛法对自己研究有没有用，当时只能回答一个否字，继又自问，佛法对于自己既然没有用，出家何来，还不如回去。但又一推想，二千多年来学佛而得到受用的人很多，他们难道尽是愚痴的人？这事关系重大，未便草草，而内心的痛苦则自此不断增加，有时连做梦也哭醒。有一次我去看马一浮先生，见面便问“如何是人？”他说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如何是人，还要你自己解答。当时不得要领，不禁哭了起来。自此就不看经论，把自己心里面的问题细细参究。哪里知道问题一个接一个，非常之多。周少猷老先生介绍我到内学院去，见了欧阳竟无先生，解决了一些普通的问题，心头终未宁贴。在内院住了几个月，应约到四川汉藏教理院（重庆北碚缙云寺）去教书，功课不多，又没有事务方面的牵缠，每天还是苦心参究。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光景，渐渐觉得对于问题的解答，很多与经论不谋而合，问题也越来越尖锐深刻，即又回到内学院打开经本，从三论般若，天台，贤首、禅、净，以及大小乘经论，都看了一遍。心里蕴藏着的问题渐渐少起来了，就到大街小巷去找问题。前后总计看了七千多卷经论，解决了五百多问题(每看一本书都做笔记，每一问题的思考与解答都有记录，积稿盈箱)。中间还参访了肇安、玉柱、印光三老，才得安心做一个佛教徒，对于佛教的现状也更深怀不满，这是一九三七年以前的事情。

七七事变之后，专门在世间学问上用功，除研治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之外，抛荒了的英日文也开始温习，又新学德文，希望能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可是日寇的凶焰，一天天嚣张，我逃难的路程，也从福建而香港，而广东(在南华亲近虚云和尚，任书记数月)，而湖南，舟车跋涉，贫病交侵，的确没有办法能做好学问功夫。一九三九年在南岳办佛学研究社，南昌告警，再也不能耐心读书了，就率领学生二十余人，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参加抗战，这是我重新和现实社会接触的开始。在工作当中碰了很多钉子，有一次几乎有生命的危险，但倒增长了对佛法的信心。一九四○年秋，不能再在湖南住下去了，就到广西桂林办《狮子吼》月刊，鼓吹抗战与佛教革新运动(生产化、学术化两口号，就是那时提出来的)，和社会的接触面更加宽广。当时有许多人以为我喜欢活动，其实我是在深入考察社会上每一个阶层的底蕴。形形色色知道得愈多，也更足以证明佛理的正确，希图彻底改革，佛教教务的心愿，也愈加坚定。

一九四六年回到杭州，住灵隐寺，任职浙江省佛教会及杭州市佛教会，对于佛教界的一切内幕，看得更为清楚，才知道在国民反动政府下面要谈改革佛教教务是办不到的。那时的浙江省主席是沈鸿烈，曾经鼓励我草拟改革浙江全省佛教教务的计划，我认为空言无补，没有理他。后来浙江主席换了陈仪，杜伟居士当民政厅长，曾经两次对我说，愿意帮助我改革杭州市的佛教教务。我当时用书面向他提出几个问题，没有得到答复，也就置而不谈。事实上社会经济基础未变，旧有的一切，结合在一起，牢固不化，以民政厅长的全副力量，想要加以改造，只是主观的愿望，唯心的想法，决不会成功的。写到这里，不禁使我们想起太虚法师。他几十年奔走呼号，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者，受了时代的限制之故也。一代大师赍志以没，又不禁使我们低回惋惜，联想到杜工部吊诸葛武侯的两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一九四八年春在香港讲经，会到了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诸先生。谈到佛教问题，大家认为是一个大问题。人民解放军不久将解放全中国，佛教的现状，必将打破，以后如何做法呢?还没有看见新的计划，实在是一个重大的缺憾。当时我也很着急，讲完经，就到台湾去考察，想看看日本化的佛教，究竟如何。在台湾一月，走遍全台，参访了很多寺庙，认为日本化是有问题的，(详情见《台湾行脚记》，载《觉有情月刊》)，改革中国佛教教务，应配合时代，重订合理的办法，日本化只能供参考而已。自台湾回到杭州，开始考虑草拟改革全国佛教教务的计划，赵朴初居士也为此杭州去和我商量过一次，想秘密召集分散在沪杭甬一带的前进的佛教徒开一个会，切实商决具体办法。因为我病了一场和其他顾虑，拖延再拖延，一直到徐淮战役结束，江南传警，大家万分紧张，无暇及此，我就离杭再到香港。

那时李济深先生等都已北上，夏衍、潘汉年先生则是中共华南局的负责人。夏衍先生是熟人，潘汉年先生没有见过。有一次陈劭先生与吕集义先生和他谈到我，据说他对于佛教问题很有兴趣，要我写一个计划给他看了再谈。我当时写了一个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托吕集义先转交给潘汉年先生。过了好久，没有消息，去看夏衍先生，知道潘汉年先生把我那一个草案同大家研究过，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刚巧有人去石家庄，已经带到北方去了。其实我那个草案是急就章，又不明了解放区的实际情形，很多地方有问题，但当时又的确无人可共商量，只好算了。好在由我一个人具名，并不代表佛教界共同的意见。以上是我二十年来参学的经过情形，再总括为四点说明如次:
一、    我从小就爱好佛学，改革全国佛教教务是我的夙愿。
二、    佛教教务的改革是必然的，但必须吸收佛教界优秀的素质，作为基本精神。象印光老人的“真诚”。弘一大师的“清逸”。虚云和尚，寂云和尚的“刻苦”，太虚法师的“念念不忘佛教”，以及欧阳竟无居士的“赤胆热烈，愿力庄严”，都是值得取法，并加以发扬的。
三、    事事磨炼，正是人德之门，决不妨碍，也可以说就是真正的修行。相反的，离开了事而想求人理，则是钻牛角尖，愈钻愈窄，最后必定断送了自己的慧命。
四、    改革佛教教务非但是佛教界的当务之急，并且也是一般社会认为问题甚大，而且非难需要。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和李济深夫人吕集义先生等，同船自香港北上，事前夏衍先生和廖沫沙先生替我打了电报来。一到天津，受到招待，颇有“意外”之感，总还以为沾了同行者的光。四月十三日抵北京，住永安饭店，起初不知道是政府的招待所，还想自己给房饭钱。他们拒绝了我的意见，招待得无微不至，我才恍然大悟，中国共产党对于赞成革命，爱好民主的人士，不管力量如何，阶层如何，只要肯投向光明，决不遗弃一人，此之谓“统一战线””我在钦佩及感激之余，深深地感觉着有点惭愧。所以在永安饭店住了两个星期，搬到北海公园里面去住以后，我只愿意每月向招待所领取七十五斤面粉，而不要其他零用钱，一直到一九五○年二月，我们办了学习班，伙食有着，就不再要招待。此外我也从没有要北京佛教界一文钱、一斤面，一切为公为私所用的钱，除去年十月上海佛教界寄了一点钱给我以外，都是我在香港讲经所得的报酬。因为我自己觉得能力有限，为国为教，恐怕没有很好的贡献，这样倒反心安些。

至于北京佛教界对于我这样一个陌生人的突然莅临，首先觉得非常惊异。有人怀疑我是老干部，伪装着出家人来做工作的。又有人以为我是带着旧的一套，到新社会来钻门路的。有些不明“改革”两字意义的人，则心惊胆战以为我来破坏佛教的，甚而还有人以为我是从南方跑到北方来抢大庙的。但是也有很多明白的人，象周叔迦居士等等，晤教之下，非常相契。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与讨论，用北京市佛教同人的名义，为改革全国佛教，上书毛主席及各民主党派。其主要意义有四:
一、   人民民主主义的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的迷信的最后堡垒，使中华民族挣脱了一切枷锁，坚强地站起来，建设自由平等的新社会与新国家。这是五千年历史上最光辉最伟大的一页，而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英勇的斗争，以及各民主党派贤明的热烈的拥护与声援所造成的。我们佛教同人，对此新时代的降临，一致欢喜赞叹，踊跃爱戴。
二、    佛教来到我国，虽有一干八百多年的历史，和我国文化的各方面，虽也曾调合融摄，发生过密切的关系，赶在封建社会的长期支持下，自不能超越现实，完全走它，自己的道路的。所以不免逐渐变质，以至于背叛了释迦牟尼。尤其是最近四、五十年，全国各大小寺院，由封建地主而商店化，家庭化，格外加强了迷信与没落的倾向，使佛教受尽了社会的揶揄与轻亵。我们实在觉得非常痛心，也曾经做过一点改进的工作。但佛教这一个阶层，和整个社会是分不开的，整个社会没有改革，佛教内部的革新也无法进行。所以佛教革新的运动，虽然也有三十年的过程，而在这个时代以前，可以说是毫无成绩。现在政府替我们把束缚着佛教的封建与迷信的绳索割断了，并且也把假借佛教名义，宣传迷信，使佛教蒙受不白之冤的种种邪教，如一贯道，九宫道，普济佛教会，普明佛教会等铲除了。佛教将从此站出来，建立他自己的生龙活虎的新生，所以我们十二万分感谢这个时代，感谢中国共产党。
三、    佛教的本质不同于别的宗教，它“无神”又主张“实践无我”，与时代精神深相吻合。加以即待解放的西藏和台湾，都是崇奉佛教的。和我们毗连着的国家，如安南、暹罗、缅甸、锡兰、印度、朝鲜乃至日本，都是根深蒂固的佛教国家。假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漠视了佛教这一个单位，恐怕对于解放西藏台湾和世界革命的进展，或者会发生困难的。反之，如果新中国的国土上，出现了佛教的新姿态，对于全国的完全解放和世界革命的进展，或者也不无便利之处。
四、    提出“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作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标。生产化可以打破旧时各寺院封建的经济组织，学术化则加强佛教徒对于佛教的认识与正信以破除迷信。封建的组织与迷信的愚昧既以毁弃，佛教革命的本质，才能完全流露。这对于争取落后民众参加革命队伍，不是没有帮助的。

这个意见书是我写的，签名者共二十一人，可见改革全国佛教教务的时机已经成熟;改革的办法，虽然还未到确定的阶段，也已得到佛教界内一部分人士的赞成。这在解放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至于各民主党派的反映，则都认为我们提出的意见和办法非常合理。组织方面当然不便批示，但和他们谈起来，也很表同情。这是我一年来工作的一个段落。……（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