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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空离世已有两年，我时常想起其火化后所得的所谓“舍利花”。有传言指该物为其盆骨的一部分，但我宁愿将其视为面骨残片——其实不论何物，终归都是骨灰罢了。
我第一次接触净空，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于龙华寺举办的一次培训班上。当时有位沙弥称，他已接受净空颁发的委任状（出家人不可能有委任状的），成为其弟子，并替净空宣传：内地出家人均可获颁此类委任状，若是住持或方丈身份，净空还会给予报酬，职位越高，金额越大，从数千到十万元不等。这显然是一次有组织的渗透行为。
第二次接触则较为正面。净空的追随者陈晓旭一度非法占用我寺院下属的小庵土地，建立长期非法组织“西方船机构”。他们的到来引发了我寺的动荡，住持被逐出，我返回寺院接管事务，并调查了“西方船”在地方政府中的活动动机。
当时宗教局局长在暗示我某种不当行为后表示：“你要好好干，否则我会让你们离开，由海外的净空大和尚来接替你们。”
第三次相遇是在居士林图书馆，偶遇佛协中的一位高级警务人员。他曾任青浦监狱长，亦是市政府文化参议官。他向我简要介绍了国家有关部门对净空及其背景的调查情况，包括其是否为日裔、出家是否属实等问题，均有详细核查。
调查显示，净空在台湾长期依靠一位韩姓女士支持，并确认其本名为富田再亮，系侵华日军驻台军事代表团团长之子。其在台湾的注册汉名为徐业鸿。
彼时，净空以“台胞证”名义赴安徽汤池，声称寻访“祖籍”和“母亲”，警方一直布控观察其与“假母亲”的互动，发现两人互不相识，显然关系为伪造。
但由于当时内地治理体系尚不完善，净空趁乱在汤池购置旧校舍，设立“净宗基地”，专门对当地教师进行短期培训，并向党员干部开放，成为课外实践场所。
我遂决定首先阻止净空对寺院的图谋，通过网络公开揭露其误导陈晓旭的相关情况。我曾与陈晓旭在山中交谈，发现她态度固执，难以改变，因此将相关事件一并公之于众，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揭露其日裔身份的工作也在推进。我本意是规劝其回头，因此用其生父之名指称他，留有余地。但净空每次被揭露后，均迅速修改履历，继续欺骗公众。例如，他曾自称是“台湾实践学社”成员，为纯粹学者，而实践学社实为“日军将校军官军政顾问团”的化名。
他还自称在台湾圆山寺出家。但调查显示，其所称出家的年份，圆山寺尚未建成，原址只是由军事院校占用的日本神道教旧址，后被划拨给日军顾问团日籍人员居住。
净空称白圣法师为其剃度师。但白圣是从上海静安寺逃往台湾的，而静安寺曾与日本密宗有关联。圆山原址为军事禁区，蒋介石为防范与日军合作的信息外泄，严禁外人进入。白圣能与日本军官有往来，显见其身份复杂。更何况，沙弥离师一段时间后，其僧侣身份按律即自动失效。净空长期独自行走，韩姓女士亦证实，他离开圆山后在她处居住长达十五年。
台湾佛教界也对净空身份存疑，尤其是其受戒年份，查无戒坛开设记录。其所谓戒兄仅由留学日本归来的圣严法师提及，此外无人证实。
综上，净空的日籍背景、居所与日本机构的关系、剃度师的历史疑点，均高度指向其与日本方面有深厚渊源。
净空之所以能在大陆大肆活动，既与当时治理环境有关，也得益于其兄弟富田重亮的支持。富田重亮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实为日本对华贷款项目负责人，掌握资金和人脉。他行事低调，从不留影，长期以北大为中心，组织“模拟联合国”等活动，筛选倾向性人才。
自钓鱼岛事件后，中方中止了日本贷款项目，富田重亮资金来源中断，净空活动遂受限。
总体来看，净空身份问题清晰：日裔、战犯后代、假僧人。其宣扬的内容，混杂了日本神道教改造过的伪佛教教义。还需补充的是，他承认其“净宗学会”即二战时期北平“同愿会”的延续，并自任第二代领导人。同愿会与圆山所，均为日军宗教间谍机构，旨在向佛教界渗透。净空能整合两个机构，显示其受到日方指派的背景。
实际上，净空早年所属的间谍组织称为“继续革命实践五人组”，由原日军顾问团五名成员组成，富田父子三人均在其中，其余两人身份不详。
我与其斗争近三十年，最终以我方胜利告终，此人已从中国佛教界清除。然而，日本神道教与中国民间信仰有相通之处，我更担忧的是，类似渗透者未来可能联合其他力量，尤其在道教领域制造新的混乱。净空，不过是这一图谋的初步尝试而已。 （昌迦2026/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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